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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等待得有些不耐烦，母亲感到心在颤动，她茫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，那种沉重的单调令她深感惊异。

在她旁边，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，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但是她的眼睛却充满年轻的活力。

她扭转着很细的脖子，倾听着别人的谈话，同时格外热诚地看着大家。

“在里在的是你什么人？”

符拉索娃悄悄地问她。

“儿子，是个大学生，”

老妇人马上高声回答。

“你呢？”

“也是儿子，是个工人。”

“姓什么？”

“符拉索夫。”

“没听说过。

进来很久了吗？”

“第七个礼拜了……”

“我儿子是第十个月了！”

老妇人说。

在他的声音里面，母亲感到有一种宛若自豪的奇妙的东西。

“是啊！”

秃头老人很快地说。

“耐不住了……大家都在焦急，大家都在吵闹，一切都在涨价。

而人的价格，却反比例地降低了。

安安稳稳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。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军人说。

“不成样子了，最后呀，应该来一个坚决的命令：‘不准说话！

’应当这么办。

坚决的命令……”

谈话变成了共同的、活跃的。

每个人都想赶快陈述出自己对生活的意见，但是大家都是放低了声音在谈话，在他们身上，母亲感到一种陌生的东西。

平常在家里，谈话不是这要！

总是比较容易了解，简单，响亮。

一个留着西方的红胡子的胖看守，叫出了母亲的姓名，从头到脚把她看了一遍，对她说：

“跟我来！”

然后他一拐一拐地带她进去。

她一步一步地跟着走，很想往看守背上推一下，使他走得快些。

巴威尔站在一间小屋里面，微笑地将手伸出来。

母亲握住了他的手笑着，频繁地眨着眼睛，因为找不出适当的话，只是低声地说：

“你好……你好……”

“妈妈，你静一静心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