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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t 北宋三衙武将之地位（第4页）

三衙凡位至节度使者，经郊祀后可以与现任宰相、枢密院长官一样追封三代祖先为官。

如太宗朝刘廷翰为殿前都指挥使，“尝与郊祀恩，当追封三世，廷翰少孤，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，忘其家讳，上为撰名亲书赐之”

。

[10]（《刘廷翰传》）神宗元丰初年，贾逵拜建武军节度使、殿前都指挥使，“请不俟郊赦赠三世官，神宗曰：‘逵武人，能有念亲之志，其特听之’”

。

[10]（《贾逵传》）

9.丧仪。

北宋对三衙将帅丧仪的制度，包括：皇帝辍朝一日，如仁宗朝“殿前都指挥使、保静节度使蔚昭敏卒，赠侍中。

故事，罢朝一日，诏特罢二日”

。

[7]（卷102）皇帝还时常亲临祭奠，如神宗朝“殿前副（都）指挥使、武泰节度使卢政卒。

辍视朝，临奠之，赠开府仪同三司”

。

[7]（卷315）追赠官职，高者往往可至侍中，如郝质、贾逵皆赠侍中；神宗朝之后，殿前都、副指挥使多得赠开府仪同三司，刘昌祚、苗授、姚麟等皆如此。

位至节度使者，又可得谥号，如“马军副都指挥使、武昌节度使彭睿卒……法当得谥”

。

[7]（卷106）荫补子弟为官，如：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秦凤等路副总管向宝卒，推恩外又许其家陈乞二人差遣。”

[7]（卷299）任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者去世，其家属还可以借官宅操办丧事，如神宗朝规定：“诏任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死，许借空闲官宅居止，毋过三十楹，服阕还官。”

[7]（卷261）。

三衙地位的前后变化

应该着重说明的是，北宋三衙的政治地位前后经历有一个由低趋高的动态变化过程，如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1记载：“宝元、康定之间，余自贬所还过京师，见王君贶初作舍人，自契丹使归。

余时在座，见都知、押班、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，呈榜子称‘不敢求见’，舍人遣人谢之而去。

至庆历三年，余作舍人，此礼已废。

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，望见舍人，呵引者即敛马驻立，前呵者传声‘太尉立马’，急遣人谢之，比舍人马过，然后敢行。

后予官于外十余年而还，遂入翰林为学士，见三衙呵引甚雄，不复如当时。

与学士相逢，分道而过，更无敛避之礼，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。”

南宋大学者朱熹对此事的解释“也是积渐致然。

是他权重后，自然如此”

[11]（卷128）堪称一语破的。

大致说来，在陈桥兵变之后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前，三衙地位显赫，石守信、王审琦等“官爵阶勋并从超等，酬其翊戴之勋也”

，[7]（卷1）为众文臣所不及。

但自“杯酒释兵权”

之后及太宗、真宗两朝，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剧地下降趋势。

仁宗朝前期，也就是欧阳修所谈到的“宝元、康定之间”

，一方面是“重文轻武”

的政策达到顶点，所谓“国家承平之久，文事太盛，士以武弁为羞，而学者以谈兵为耻”

。

[12]（卷59《议战》）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质也降至谷底，如有学者已经指出：“长期倍受压制和歧视，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，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、品行低劣的将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