足珍贵了。例如,徐志摩所著的《爱眉小札》(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初版);阿英所著的《欢乐的舞蹈》(现代书店1928年初版);叶圣陶所著的《倪焕之》(开明书店1929年初版);谢冰心所著的《冰心诗集》(北新书局1932年初版);王独清所著的《圣母像前》(光华书局1926年初版);汪静之所著的《蕙的风》(亚东图书馆1922年初版);林语堂所著的《语言学论丛》(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);莫尔著、刘麟生译的《乌托邦》(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);俞平伯所著的《燕郊集》(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初版);张爱玲所著的《流言》(上海五洲书报社1944年初版)。寻觅这些名著“原汁原味”的初版本,一直是研究者和收藏家感兴趣的一件事。
另外,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图书是民国书刊收藏的另一大热点。那些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民国图书,即使刻印低劣、装帧粗糙,或在岁月的侵蚀下,变得残破不全、墨迹不清、霉变生蛀、品相堪忧,也丝毫不影响其成为珍品的可能。例如,1926年版的《中山全书》三册,内容有:《国民政府建国大纲》、《宪法》、《三民主义》、《建国方略》以及孙中山先生演讲、谈话、宣言、电文、函牍、祝词、遗言、遗嘱、陵墓、墨迹等材料,内容丰富,是研究孙中山及民国社会珍贵的资料;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全译本,初版印了1000册,据说这种本子全国仅存几册;1945年福尔曼出版的《北行漫记》中英文版,有若干早期图片,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十分客观;1921年出版的《北大生活》,收录有“北大的建筑和设备”、“北大的人物”等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的照片;1925年出版的《哀思录》收录有孙中山遗像、遗嘱、自传、病状经过、治丧报告等照片近百帧。
除此之外,还有民国期刊,它的收藏价值主要在于它是民国时代的真实写照,能够多角度反映民国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及生活风情。民国时期期刊的种类非常繁多,有人统计,仅1936年,上海出版的期刊就达308种。但经战乱和人为的毁灭,存世量很少。物以稀为贵,当年街头冷摊上几个铜板一份的旧期刊,如今成了收藏界争相渴求的珍品。例如,1912年1月中华书局于上海创刊、长达廿九年刊史的《中华教育界》月刊;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、英文名字叫“老虎”的杂志,由著名学者兼社会活动家章士钊主编、主撰的《甲寅》杂志;1927年创刊的戏曲杂志《百美图》;1938年5月创刊于上海滩、让张爱玲出名走红的《杂志》等。本世纪初,在中国书店的一次拍卖会上,50种民国期刊创刊号以7000元落槌;嘉德公司紧随其后,30种老期刊竟拍至5000元,一部《十日戏剧》仅80册,居然以2万元成交。
纵观现在李老板拿出来的这些“宝贝”民国书,大部分都不太符合以上三种收藏范畴,所以让林逸很是郁闷。
准确地来说,林逸对民国书的“深刻了解”,和李老板对民国书的“一知半解”发生了强烈碰撞,两人对民国书价值的认知,不在同一个空间,所以就纠结了。
深吸一口气,林逸决定不再和这个难缠的李老板打嘴官司了,就说:“既然你已经说了,我就随便挑一本,也算没白来你这里,可好?”
李老板瞅他一眼,竖起仨指头,“一本,300块!”
林逸翻白眼,也不说话,直接示意曹一刀,曹一刀嘀咕着“我是你佣人么。”却麻利地掏腰包,摸出三张百元大钞,递给了李老板。
李老板仔细地看了看钞票真假,看他得瑟样子,曹一刀就忍不住吼道:“瞅啥呀,我今天才从提款机取出来的,还热乎着呢!”
林逸则直接从那堆民国书中挑了那本《浪漫情书》,然后对曹一刀说:“我们走!”
“嘻嘻,慢走啊,不送了!”李老板挥手作别,心说,真是个二百五,上次被我宰两百多块钱,不长记性这次又是三百!
实际上这些民国旧书的价格可都是李老板在网上查过的,正如林逸所说,顶多值个五十。至于被林逸挑走的那本,李老板却是查到最后懒得去查了……再说,这些书本来就是白捡的,能卖三百绝对大赚。
此刻,数着今晚赚来的千元大钞,李老板心里美滋滋的,不禁笑骂一句,“一群傻叉!”(未完待续。)